刘俏: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,这些结构性问题值得关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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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俏(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、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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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并步入常态化的一年。国家统计局今日(7月15日)发布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,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32167亿元,按可比价格计算,同比增长12.7%,比一季度回落5.6个百分点;两年平均增长5.3%,两年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.3个百分点。此外,消费、投资、出口等重要经济指标也纷纷“亮相”。

中国经济复苏有何亮点?哪些结构性问题值得关注?下半年宏观政策应怎么走?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进行了相关分析。

01 三大力量,表现不同

刘俏分析,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整体复苏良好,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。投资、出口、消费,是推动中国经济的三大重要力量。在整个疫后经济复苏期间,这三大力量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所差异,但最终整体连贯起来支撑中国经济复苏基础不断加固。

“跑”得最快的当属出口。上半年,货物进出口总额180651亿元,同比增长27.1%。其中,出口98493亿元,同比增长28.1%。去年我国经济在疫情之后开始复苏,外贸出口在经济恢复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,增长速度非常快。

这背后有一些结构性的原因:一方面,中国疫情控制得很好,比较早启动“复工复产”等复苏措施,大量跟疫情相关的抗疫物资出口对外贸起了很大拉动作用。另一方面,很多国家受疫情影响,经济没有完全恢复,这种情况下有许多供需方面的缺口,我国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此推动。目前随着全球疫苗接种增加,主要的工业国家和西方国家,也包括新兴市场经济陆续进入复苏阶段,我们可以观察到我国整个出口数据之中,新增订单数量开始出现收缩趋势。所以,下半年出口的情况可能不会像上半年,或者去年下半年那么乐观。但无论如何,因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、产业链上占有独特位置,有很大的影响力,因此出口基本面应该还会是比较健康的。

相对出口而言,消费和投资,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恢复有一定的迟滞,但到今年一季度数据也都转正,上半年更是持续恢复。数据显示,上半年,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.6%,6月份环比增长0.35%;两年平均增长4.4%,比一季度加快1.5个百分点。但4.4%的平均增速仍然低于2019年(2019年同比增长5.8%)。

在刘俏看来,这符合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特点,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正在发生变化。以制造业投资为例,整个制造业在中国GDP的占比这些年其实是在下滑的,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制造业投资转正但增速仍低于过往的情况,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长远来看,伴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,新动能逐渐涌现,比如向数字化转型推进的过程中,5G、6G技术的产业导入和运用,加上对“碳中和”目标实现的不断推进,都会带来很多投资的可能性。从长远来看,中国制造业投资依然乐观。

相比出口、投资来说,消费本身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“慢变量”。不过,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消费数据就陆续转正。今年上半年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1904亿元,同比增长23.0%,两年平均增长4.4%,比一季度加快0.2个百分点。两年平均增速仍远远低于2019年(2019年同比增长8.4%)。

究其原因,刘俏分析,这与全球经济尚处于疫情之中有关。此外,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,动能转换期间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变化,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考虑怎样进一步“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”,增加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的收入,增加他们的消费意愿和对未来的预期。

总体来讲,消费和投资,今年都会进入一个正常的增长周期;下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速可能有所放缓。

02 理性看待输入型通胀压力

近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涨,引发了国内对输入型通胀压力的担忧。

刘俏分析,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,主要有两个原因。第一,疫情之后很多国家确实都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,使得全世界流动性大大增加。在供给不发生根本变化情况下,过多的货币去追逐有限的供给,就会带来价格上涨压力。

第二,从全球供给来看,也出现了一些矛盾。很多大宗商品因为生产国遭遇一些外部环境变化,比如美洲干旱,再叠加疫情对各国的影响,所以供需之间的缺口还是存在的,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扬。我国是一些大宗商品的主要输入国,这样也引发一种担忧,输入型通胀压力传导至整个中国国民经济体系,会不会形成对最终消费品的通胀压力?到目前为止,这是政策制定者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,但总体上讲,全球经济会回归到常态,供需之间的矛盾并非始终很尖锐。“我会把目前这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理解成短期现象,当然它确实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输入型通胀压力。”刘俏认为。

统计局数据显示,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,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仍处高位。上半年,全国居民消费价格(CPI)同比上涨0.5%,一季度同比持平;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(PPI)同比上涨5.1%,涨幅比一季度扩大3.0个百分点。

刘俏表示,PPI上涨速度远远高于CPI,形成了巨大的“剪刀差”。对于企业而言,生产资料与生产要素成本在大幅上升,产品价格调整并不能完全与之对冲,表明我们整个价格体系,从成本到最终产品的价格传导机制其实并不是特别顺畅。因为这种成本上升给企业带来压力,使得企业本身承受了很大利润下滑的压力,这并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,特别是当前很多企业本身也面临着“去杠杆”的压力,债务负担较重。从政策制定角度讲应该考虑的一个着力点,是怎么去给这个企业减负:如何把融资成本进一步下调,同时通过一些税收方面的举措,让企业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运转状态。

03 政策应重点关注两大结构性问题

刘俏分析,观察中国经济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,一是看总体经济的表现,二是看结构性的经济表现。从总体经济表现来看进展是非常不错的,但是这里面还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。比如,消费的恢复并不突出,那么未来如何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就值得思考。另外,从微观经济单元也就是企业层面来看,如何推动企业生产经营恢复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。

这其中一大难点在于,宏观政策对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可能很难起到比较大的作用。在应对一些比较大的、突如其来的内外部冲击时,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能起到非常显著的效果,比如过去一段时期的逆周期政策操作,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。但是涉及到结构性问题,最终还是要依靠结构性改革。

未来,政策着力点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两方面:一是怎么去真正提升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,从而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的作用。二是从企业层面来看,怎么让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,特别是民营企业,在不确定的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冲击之下,能有足够的利润,能够实现更加稳健、可持续的发展。

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稳健发展,它有赖于一个比较健康的微观基础。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,中国市场主体已达到1.44亿。它们基本上构成中国经济健康合理运行的微观基础。所有企业、行业通过上下游关系关联在一起,这种情况下,如果宏观政策能够针对关键“节点”进行打通,就会起到强大的“乘数效应”。怎么让数量庞大的、吸纳了大量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,在下半年能有更多政策上的获得感,使得它们在新旧动能转换期间,能找到比较好的发展方式和路径,这是政策制定方面需要优先考虑的部分。

那么,下半年政策应当如何发力?刘俏建议,一方面,我们依然应当坚持“以我为主”的、中性的货币政策,以及偏积极的财政政策组合;另外一方面,在制定政策时也需要考虑国际环境变化,以及其他国家相应政策的变化。现在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到了拐点,在下半年可能会收紧。在这种情况下,从应对举措来看,其实没有更好的方法,答案依然是要保持中国经济整体的活力,夯实整个疫后经济复苏的基础。

刘俏表示,在货币政策方面,着力点在于适当地提高流动性,提供一个更宽松流动性的环境,使得企业有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的空间。此外,很多企业面临原材料价格偏高的问题,怎么从供应链、产业链角度出发,真正为这些中小微企业提供必须的支持就变得非常关键。我们也看到现在已经推出许多政策举措,应该说在未来效果会逐渐显现,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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